吴晓波《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

激荡三十年(上)

前言 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

  • 20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 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1978 中国,回来了

  • 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 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让人犹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 我们相信只有我成功还不行,其他人必须失败。我们必须击败我们的竞争者。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1959年写过的那句斩钉截铁的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而,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
  • 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 《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 一个国家或人生,最大的苦闷是,苦闷被压抑在心中而不得宣泄。在1980年,随着体制的松动和各种新事物的涌现,人们开始表达自己的情感,国家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许这样的举动。在广东,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引起轰动,这位后来被入室盗窃的小偷杀害在家中的女作家第一次用充满悲悯的笔调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表现爱情的《庐山恋》和《天云山传奇》更是让青年人像疯了一样地涌进电影院,女主角张瑜的每一套花衣服都引起姑娘们极大的好奇;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大胆地发表了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照片是一对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
  • 对于企业经营来说,知道科学与管理的重要性是一个问题,而什么是科学,如何掌握科学则是另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 安徽芜湖的一家客户寄来退货信,说是发给他们的万向节有部分出现了裂纹。鲁冠球当即组织30个人去全国各地的客户处盘查清货,结果竟背回来三万多套万向节。鲁冠球把全厂工人全部召集起来,然后自己第一个铁着脸背起装满废品的草包,朝宁围镇上的废品回收站走。这三万多套万向节被当做六分钱一斤的废铁全部卖掉,工厂因此损失43万元。这在当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 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
  • 全球商业界,还有一个值得记取的事件是,记者出身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第三次浪潮》,他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指出它们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分别是土地、资本和信息。
  • 陈春先。他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学才子,他早年留学苏联,因成绩优异曾经受到过斯大林的接见。他的学科专项是十分前沿的核聚变,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并在合肥创建了中国的核聚变基地。1978年,中科院评聘第一批教授级研究员,全院只有十个名额,他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一起上榜。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作为中国最重量级的科学家之一三次访问美国。就是这个陈春先却以一人之力撬动了中国高科技产业。他为服务部所设定的经营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民营高科技公司创办的共同规律,那就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

1981 笼子与鸟

  • 所谓“三产”,就是国营企业在主业受阻后,开展的自救式商业行动,譬如,把原来的工厂围墙敲掉,租给个体户开店,或者把闲置起来的卡车组织起来,搞一个运输公司,再或者,厂长们利用各自的门道,去搞一些贸易性生意。
  • 通用电气公司新上任的CEO杰克·韦尔奇前去洛杉矶边上的一个小城市拜访当世最知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求教应该如何整合上千家下属公司,德鲁克教了他一个小招式:“你手下的公司有没有价值,你只要看有没有人愿意花钱来买它就是。”回去后,韦尔奇就提出了“第一第二”战略:通用旗下各公司如果不能成为行业第一或第二,就将被清除出局。在英特尔公司,总裁格鲁夫开始构筑高度组织化和整体化的公司架构,他甚至提出了“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理念。

1983 步鑫生年

  • 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此论可谓点中要害。由此可佐证当时温州商人的处境之凶险,改革先行者的狡黠与酸楚大抵都在这里了。
  • 在当时全球范围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国营事业的改革难题,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两年前出版了《短缺经济学》,他对国营企业的运行模式及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剖,针对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效率低下及商品短缺现象,科尔内指出其根源不在于“政策的失误”,而在于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判断,其言下之意便是,必须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条件才可能让国营企业的活力获得焕发,而不仅仅是寄希望于中央政策的调整或企业内部管理的变革。这个思想在东欧和苏联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并最终成为那些国家选择激进的“休克式疗法”的理论依据。在中国,科尔内的理论也早早地传了进来,他的结论显然无法获得认同,不过,他的非均衡理论及分析方法却极大地启蒙了中国的经济学者。
  • “利改税”是国营企业向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利改税”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企业与主管部门抢饭吃的问题。
  • 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治厂不严、不逼,办不出立足坚稳的企业。不管、不紧,到头来,工厂倒闭,大家都受害”。这些朴素而容易背诵的改革格言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许多企业挂在厂内的标语口号和企业精神。

1984 公司元年

  • 表明了出现于商品短缺时期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正是从质量意识的觉醒开始的。
  • 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距离,并不在于创始资本的大小,而在于各自对产业成长的视野和理解的差距。

1985 无度的狂欢

  • 双轨制的意思是,一种生产资料存在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掌控的“计划内价格”,一种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后者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前者。
  • 《艾柯卡自传》出版,在北美销售150万册,这本书在第一时间被翻译到了中国,迅速得到正饱受亏损煎熬的国营企业家们的追捧,人们从他的经验中看到了努力的希望,也从他的描述中饥渴地学习着基本的企业管理知识。
  • 他对企业内部人、财、物等要素进行了重新组合,把原来的粗放经营变成了集约经营,这种办法首先对企业各项工作提出奋斗目标,然后由低到高分步实施,层层落实,与个人报酬挂钩,形成体系。总的考核指标是人均效率、人均效益和企业资金利税率。具体实施上,他把质量、供销经营、设备运转、物资使用、能源利用、资金周转、费用降低、每人工作量和工时利用九项要素综合考虑,因是借用设备运转满负荷的概念,故称为“满负荷工作法”。

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

  • 刘庄和史来贺的存在,证明在中国的某些乡村,如果有一个无私而威权的领导者,他同时具备两种能力:其一是极其善于利用一些优势和概念,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而受扶持的执政氛围;其二,他有相当的市场敏感性,往往就能办起一家乃至若干家非常赚钱的工厂。
  • 在过去的30年中,这种著名的中国村庄有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浙江的横店。它们作为一种很独特的人文标本和社区企业形态,很多年来一直散发出一种神秘而难解的魅力。
  • 鲁冠球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
  • 这是那些靠创办乡镇企业暴富起来的企业家们的“致富潜规则”——他们充分利用了各级政府的急切和天真心理,以创造公共财富和承担社会职能为理由和承诺,获得了低成本的政策扶持,与城市里的国营企业相比,他们有着体制上的宽松性,同时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让他们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客观地说,这些乡镇企业确实活跃了一方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当地民众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 从结果上来说,这是一种利益交错、此消彼长的过程:国营公司尽管被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政策;却因其体制的天然缺陷而进一步萎缩;乡镇企业一边遭遇政策压迫,另一边却在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支持,而当这些企业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它们却又纷纷转型成了私营化的公司,政府原先所期望的“共同富裕”和“由乡镇企业承担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目标却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 传奇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发表《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他预言:经济的内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给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增加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他指出,第一,知识和资本正在加速取代体力劳动者,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一个主要优势——劳动力丰富和价格便宜将会逐步丧失;第二,工业生产从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转向一开始就是知识密集型,譬如在半导体芯片和药品制造中,劳动力的成本分别只占到12%和少于10%;第三,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正在取代以物质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这就要求一国的国民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德鲁克的这些论断在1986年的中国还几乎没有人听到,或者说,即便在耳边大声朗诵也不会引起任何的关注。中国的企业距离这位管理大师的话还很远很远。
  • 中关村,那里已经出现了100多家开发性公司,《人民日报》将之描述成“电子一条街”和“中国的硅谷”,杨元庆加入了柳传志的“部队”,后者正热火朝天地推销倪光南发明的中文电脑。荣智健加入中信泰富,此时的中信已经成为一家正部级的大公司,它被特许赋予自主审批进口项目的权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一种无上的特权。在乌鲁木齐,一位名叫唐万新的高考落榜生用仅有的400元钱创办了“朋友”彩印店。后来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的王志东,当时还在北大无线电系读书,他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去打工了。
  • 《英国简史》的作者伍德沃德曾经写道:“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他还引用《便西拉智训》中的一段名句说:“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 吴仁宝可能是任职最长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他28岁起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书记,直到48年后才宣布退休,然后把这个职位又传给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华西村与天津的大邱庄并称“北大南华”,它们的发展模式都非常相似,有一个强权而有政治智慧的领导者,以经营企业的思路来治理乡村,依靠发展重工业迅速致富。

1987 企业家年代

  • 36岁的怀汉新在东莞县黄江镇办起了黄江保健品厂。
  • 在很多时候,“准确的预见”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种莫名的天赋。就好像王石在土地拍卖中窥见了房地产业的曙光,在北京,柳传志在喧嚣中看到了个人计算机的方向。
  • 1987年,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他著名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他第一次将创新(innovation)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视为企业成长的基因,并系统性地阐述了如何将创新导入企业经营运作的可行性方案。同时,德鲁克极具远见地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他充满激情地写道:企业和企业家正成为美国经济成长的动力之源,“企业家经济”的出现,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富希望的事情,在不远的未来,日本、欧洲,包括所有正在进行经济革新的现代国家都将无一例外地随踪而至。

1988 资本的苏醒

  • 《南华早报》在8月份的一篇报道中,列举了承包制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的四大原因:国家与企业的承包合同导致后者不顾后果地使用固定资产;在承包制的借口下,国家干脆放手不管那些本来应由国家补贴的机构,如医院、学校、研究所等都一下子涌进了承包的潮流;关系人经济代替了公开招标制,很多承包合同缺乏公正性;承包制无法解决国家既是资产拥有者又是宏观管理者的双重矛盾,这构成了利益冲突和不公平竞争的巨大可能性。
  • 杨怀定是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他后来以“杨百万”闻名早年的中国股市。
  • 英国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在这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中,他认为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在题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的导论中,哈耶克写道:“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这部作品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及时地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
  • 这项技术的发明人是北大教授王选,他因此被誉为“当代毕昇”,他创办于中关村的方正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照排系统供应商。

1989 “倒春寒”

  • 《洛杉矶时报》驻中国记者吉姆·曼出版了一本名叫《北京吉普: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的书,它被《财富》杂志列为年度推荐商业书籍。这是一个描写美国汽车公司AMC与北京汽车制造公司合作生产并销售吉普车的故事。吉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想要的是能使其成为世界强国的技术,而美国公司想要的是10亿中国消费者以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使他们能够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 当年在华南工学院同窗共读的那三个大学生现在都已经崭露头角。毕业后就分配到惠州的李东生在今年终于当上了厂长,他主持的TCL电话机产销量已经雄居全国同行业的第一名,班长黄宏生几经创业,总算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家遥控器厂,取名创维。有一天,李东生路经香港,跟黄宏生碰面,两人谈及各自的行业都规模偏小,缺乏扩张性,李诡秘地说,“我现在看中了一个新的行业。”黄盼顾四周无人,低声说,“是不是搞彩电?”两人相视大笑。很快,TCL和创维都转型到彩电制造业。另一个叫陈伟荣的同学,则在毕业后分配到了深圳的康佳电子公司,他去日本又留学了两年,回来后被任命为总经理助理,主管公司所有的彩电生产业务,两年后,他成为公司的领导者。日后,创维、康佳、TCL与四川长虹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彩电四强”。

1992 春天的故事

  • 邓小平在视察期间的讲话后来都被整理成文——“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何阳热直接催生出了一个“咨询策划产业”,在他的身后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聪明文化人,他们以善于策划和出点子闻名,成为中国商业界一群活跃的身影。何阳的出名,让每一个对商业没有恶感的人都感受到了“知识就是金钱”,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青年人投身到商业活动中去。
  • 路易斯·克拉拉继而分析说,随着香港、台湾和滚滚向前的南中国之间的经济界限越来越模糊,这里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大中华区”既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组织有序的贸易区,但它却在同一种文化和共同对发展渴望的驱动下,连成一体。它整合了中国台湾的技术和财力、中国香港的国际市场经验和中国内地巨大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还有野心。大中华区是一股非常有潜力的经济力量,亚洲唯一有可能抗衡日本的力量。
  • 一个更伟大的技术事件也是在这一年发生的。9月的某日,蒂姆·伯纳斯·李打电话给同事格纳罗,要他帮忙将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扫描并放进他刚刚发明的万维网(WWW)上。虽然格纳罗当时实在不太清楚这个所谓的“万维网”是什么,但是他还是用Mac电脑扫描并用FTP上传到CERN的官方网站info.cern.ch——全球首个WWW网站。这幅图片是LHC歌唱组合的合照,也是互联网上首张可通过浏览器点击查看的图片。出生于伦敦的伯纳斯·李后来被尊称为“互联网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写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文本浏览程序,它使得人们能够将各种知识在超级文本网上结合起来。
  • 就当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的时候,中国的网络英雄们正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三年后即将创办中国第一个网络公司瀛海威的张树新正在中关村与新婚不久的丈夫忙碌地做着传呼机的生意;同样在中关村混日子的软件设计员王志东创建了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他在家里研发出“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后来创办著名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建人马云那年是一个28岁的英语教师,他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创办了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李彦宏时年24岁,正在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比他小三岁、创办了网易的丁磊则在成都一所大学里读三年级;看上去跟互联网走得最近的,是刚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朝阳,他结识了学院里一位失意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葛洛庞帝,后者在两年后出版了著名的《数字化生存》,也是在尼葛洛庞帝的鼓动和投资下,张朝阳下决心回国创办了搜狐。
  •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激荡三十年(下)

1993 扭转战局

  • 这年7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出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1994 青春期的躁动

  • 南方的太阳神走的是品牌形象至上的路线,那么,一些来自北方的企业则实施了狂轰滥炸的广告策略。率先取得成功的是沈阳飞龙保健品公司。
  • 而吴炳新则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他精心设计了农村市场的四级营销体系,即地级子公司、县级办事处、乡镇级宣传站、村级宣传员,采用层层渗透的方式保证三株口服液得以广泛铺货。同时,他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开展人海战略,聘用了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充实到县级、乡镇级的办事处和宣传站。尤其让人吃惊的是,他还发明了无广告成本的“刷墙包柱战略”,发给每个宣传站和村级宣传员一桶颜料和数张三株口服液的广告模板,要求他们把“三株口服液”刷在乡村每一个可以刷字的土墙、电线杆、道路护栏、牲口栏圈和茅厕上,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所有来到中国乡村的人都会十分吃惊地发现,在每一个有人烟的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三株的墙体广告。
  • 飞龙、三株的迅速崛起,彻底激活了中国的快速消费品市场,它们所秉持的轰炸式广告营销理念以及对产品功能的任意扩大,也长远而具有腐蚀性地影响了中国商业界。
  • 此时之君安如日中天,业界甚至将中国股市的这段时期称为“君安时代”,张国庆与万国的管金生、申银的阚治东并称股市“三大教父”。

1995 收复之役

  • 曾经担任惠而浦中国区总裁的施德承日后检讨说,“无论经验还是教训,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要有耐心!就像通用电气的韦尔奇说的,‘理解中国市场的关键字眼是耐心!’中国不仅地方大,其复杂程度也是西方公司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996 500强梦想

  • 国家经贸委向全国国有企业推出的改革典型是邯郸钢铁公司。“邯钢经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模拟市场”,采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来“模拟”确定内部转移价格,形成一个以保障全厂目标利润为中心、由十几万个指标组成的成本控制体系:二是“成本否决”,就是将成本作为影响、诱导和矫正员工行为的杠杆,无论其他指标完成得多好,只要突破了分配给分厂、班组或个人的目标成本,工资和奖金就要受到影响。“邯钢经验”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提高效率的最佳模式。
  • 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意外”地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笼中虎难题”。然而,事后来看,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它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上市的机会。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质明显不好,很多指标被分配给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国有企业。三是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那些拿到配额的国有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因此不得不进行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资产剥离”、“产业重组”以及直接的做虚假报表等手段来达到上市的目的。由于通过行政手段审核上市条件,不仅资格审核机构不可能对自己的审批后果负责,而且在行政审核部门的默许下,就连负责资产评估及承担股票销售的各类中介机构,也会因其极强的行政性背景及行政手段,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不负责。四是因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
  • 知名证券记者贺宛男对几家上市公司的作假手法进行过披露:一家公司先是虚增出1000多万元的利润,然后按33%税率交了所得税,这样就实现了净资产率10.18%;另一家公司把自己的产品加价卖给自己,以提高收益率;还有一家公司亏损2000多万元,就把一块负资产“剥离”给上一级的集团公司托管,然后又把另一块资产“注入”,收益率自然就上了10%。这种“财务游戏”日日上演,成为公开的秘密。
  • 1995年,大宇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成长最快的企业,全盛时期的大宇在110个国家雇用了32万人。金宇中撰写的自传《旷世伟业》,被译成21种文字畅销全球,仅在韩国就发行了200万册。
  • 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说过的一段话被企业家们每天挂在嘴上:“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成为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现象。没有一个西方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
  • 在狂飙突进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下,企业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的耐心。“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在中国沿海考察的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有点担忧地说,“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这位亚洲地区唯一进入全球前十位国际级管理大师排行榜的学者还举例说,他曾在一家中国书店看到一本书《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内。“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 据四通集团主管开发工作的执行副总裁、总工程师王缉志日后回忆,他当时能够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业额的0.3%。他说,“尽管按照国家和开发区的规定,公司可以提取营业额的7%作为开发费而纳入成本,但是这些开发费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请人吃顿饭,唱一次卡拉OK,动辄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为总裁办一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可是我要调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每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就要我们写科技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但这是写给银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货、搞房地产。”四通是当时国人寄予无限厚望的高科技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也以“与巨人同行,当中国的IBM”为己任,而王缉志所透露出来的实情却让人心寒。

1997“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 到90年代中期之后,集体经济的弊端渐渐显露和严重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特点就是党、政、经、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业都是由一个行政村整体翻牌过来的行政性公司,厂长经理与镇长、乡长是可以相互兼任的,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企业一旦做大就成了一个“怪胎”。二是“产权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产权特征使得原本灵活的企业渐渐染上了“国企病”,出现了“厂长负盈不负亏”、“穷庙富和尚”等现象。以直言而著称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在考察苏南之后,很直率地说,“说白了,苏南模式就是二国营。”三是企业“政绩化”。“干部经济”直接导致了“政绩经济”,苏南各地为了拉抬国内生产总值,大规模地搞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四是效益大幅下滑,业绩作假成风。多年以来,苏南模式以根正苗红而成为全国典范,其改革效应关乎诸多官员的升迁乌纱帽。
  • 史玉柱是这部企业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是这代企业家中市场直觉最好的人之一,他能迅速地找到行业爆发的时间点,并且以最为快捷和高效的方式获得成功,他因此被称为“史大仙”,甚至得到很多高傲的同辈企业家的崇拜。他的起伏经历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则在万千大学生中产生巨大共鸣,被视为创业偶像和精神领袖。而同时,他在营销手段上的恶俗和对人类贪婪面的利诱,则受到重大的道德质疑。史玉柱自称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因此,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他甚至把这个目标自我崇高化,不择手段,最终蔑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种商业成功,充满了野性的血腥、冷酷和道德麻木。史玉柱的身上,透射出这个商业年代所有的矛盾。

1998 闯地雷阵

  • 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包括:
  • 管理层MBO——企业家被允许购买自己管理的企业股份,有的是全数出资购买,有的赠送部分比例的干股。
  • 曲线MBO——管理层出资组建新的公司,然后与原有企业发生种种经营或资本重组关系,最终曲线获得股权。在这类案例中,最著名的是广东美的集团的改制。这是一家创办于1968年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美的私有化起步于1999年,开始的做法是在量化净资产的基础上,拿出一定比例折成股份,分给经营者。2000年12月,美的控股与一家叫美托投资的公司签订协议,前者将所持7243.0331万股法人股以每股3.00元的价格转让给后者(当时,粤美的每股净资产为4.07元),收购金额为2.17亿元。转让后,美托投资成为粤美的第一大股东,而这个公司是由美的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控股,其中董事长何享健一人拥有25%的股份。员工持股——组建员工持股会,以全员持股的方式将企业的资产量化到位,其中管理层获得最大比例的股份。一向以敢于改革而闻名的深圳市就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市内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员工持股制度”。
  • 引资量化——通过引进外来资金或上市的方式,对企业资产进行重组,切出一块由管理层持有。
  • 增值量化——以现有净资产为基础,对今后的增值部分量化到人,逐渐加大私人的股权比例。这种方案的典范是TCL的改制。1997年4月,惠州的TCL集团率先进行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惠州市政府与李东生团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多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多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多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这一方案被认为是一个“十全之策”,既保证了国有资产存量的保值增值,也为管理层的入股创造了空间。TCL接下来的产权变动情况是:1998年,李东生团队完成授权经营目标,通过增资,管理层和工会获得8.82%的股份;到2000年,股本结构为国有股62.59%,管理层和工会为37.41%;2002年,李东生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使国有股份减持到40.97%,至此,TCL集团由一个地方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公司成为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2004年1月,TCL集团上市,李东生持有5.59%股权,当时相当于12亿元的市值。
  • 破产改制——先将企业破产,然后再出售给个人。常年在苏南地区工作的学者新望描述说,在高潮期,市县领导的桌面上摞满了企业申请破产的报告,批了“请依法予以破产”后,就转到法院,法院甚至来不及开庭就宣布破产。

1999 庄家“恶之花”

  • 那些素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壳资源”——“砧板上的肉”。其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廉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那些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在这样一个放纵的年代,金钱的诱惑以及资本的放大效应,让无数人心甘情愿地放弃所有的准则,中国股市因此成为最没有道德底线的野蛮地带。根据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的研究,1999年和2000年前后,中国股市的股票年换手率达到400%,平均持股时间仅为3个月左右,而同期,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换手率为86%,平均持股时间1.2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年换手率为30.2%,平均持股时间达3年。资本市场投机色彩的浓重直接造成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使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极度萎缩,基本上丧失了实业型公司借此壮大的可能性。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曾经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毁灭的种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繁荣自身。”

2001 入世与出局

  • 柯林斯发现,公司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事实上,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变得卓越。他得出的其他结论还包括:“技术以及技术推动的变革,实际上并不能激发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合并和收购在推动公司跨越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革命性的跨越,不一定需要革命性的过程”;“卓越并非环境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慎重决策的结果”。

2003年 重型化运动

  • 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提出的“后发劣势”理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杨小凯进而警告说,“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将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譬如,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这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在解决方案方面,杨小凯并不主张立即就搞国有企

2006 资本的盛宴

  • 如果将中国500强与《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进行一次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盈利能力好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汽车、食品、电子电器、建材、工农业设备、零售、贸易、银行、保险、制药等竞争性行业,而中国则主要集中在电信、钢铁、石油、天然气开采、石化、电力等传统垄断性行业。造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至今仍然基本由政府掌控。

2007 大国崛起

  • 据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的观察,2007年的资本市场进入历史上违规违法行为最严重的时期。他提出了三种值得警觉的行为。一是日益猖獗的内幕交易,他认为当前的市场内幕交易是17年来最猖狂的阶段,“过去内幕交易还是小范围的,现在是全面做这个事情,这将严重损害中国资本市场持续成长的基础和道德底线,要引起足够警觉。内幕交易将会使中国市场慢慢丧失其信心。”第二是目无法纪的操纵市场行为非常令人忧虑。第三是部分上市公司愈演愈烈的虚假信息披露和大规模增发行为。
  • “招拍挂”的项目一般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规模较小的项目。在招投标过程中开发商可以通过“内部渠道”了解政府方面的土地价格“底线”、“上限”,与有可能参与的同行形成“价格同盟”。由一家公司竞拍下来后,其他公司共同建设,但楼盘销售价格参照周边楼盘价格抬高销售。一种是规模涉及几百亩土地的项目。土地连片开发就需要通过集体“围标”的方式来实现对土地的掌控,开发商往往事先做好评估部门、招投标审委会的“工作”,通过招投标“评估”方式,排挤一些外来的竞争者,通过打压对手、减少竞争压力来降低潜在的成本风险。还有一种是获得规划部门的“风声”,在未来的黄金地段抢先“圈地”的做法。如政府搬迁、城市发展规划等出台前夕,地方政府决策层尤其是“一把手”对城市发展的目标指向,成为开发商趋之若鹜的消息,一有风吹草动,房地产开发商就会连夜“跑马圈地”,因为这时候土地价格最低廉。要获得这些消息、“搞定”这些职能部门,就必须“有酒大家喝”,从楼盘开发中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包括评估、规划、拍卖、土地、政府等部门“分享”。这位开发商对记者说,“我认真算过这样一笔账:一栋楼盘开发下来,成本只占房屋价格的20%,开发商拿到的利润占房屋价格40%,还有40%就是被各种‘灰色开销’吞噬了。”
  • “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应该可以成为这些企业家共同的生存格言。
  •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五百多年前就告诫说,“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所有的商业故事其实都符合一条规律——就如同发生在这部企业史中的每一个悲喜故事那样——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 历史往往是重复的,只是经常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罢了。

2008 正在展开的未来

  • 某种意义上,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第二点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围绕财富、权力和成长空间进行的博弈、妥协与交融。
  • 发生于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在他们的行为被政策认同之前,失败随时都会降临。他们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所谓的“原罪”由此而生,无数企业悲剧便是在这里层出不穷地上演。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这种公司演进,也许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它的形成过程以及运动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来加以规范,也不能以最宽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运作机制或经济模型来加以对比。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满多变性。这个过程在整个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次中分散地、各自独立地逐步进行,然后在一个时点上汇成一股合流。
  • 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企业的成长至少受到了两个方面的致命限制。在产权所有上,它们天然地具有模糊性,这消耗了企业家大量的智慧并直接导致决策的迂回。中国大企业在产权上受到的困扰是“举世罕见”的,很难想象一家所有权不清晰的企业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精密而激烈的商业大运作。在规模扩张上,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无法在最合适的时候完成伟大的跨越。由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刺激,中国最终放弃发展财团式企业的设想,这让那些通过制造业而成功的企业无法获得金融上的全力支持
  • 来描述他心目中的“企业家经济”: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中,量大面广的中型公司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管理作为一门技术被应用于广泛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企业家行为成为社会创新和新秩序建设的关键。
  • 如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言,“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简言之,是从等级特权转向以资产界定权利。这是困难程度极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样批评,中国的经验是史无前例的成功案例。”今后,我们需要观察的是,等级特权是否在已经界定清楚的资产竞争中依然发酵,或者说,某种身份的资产是否拥有优先获得资源和发展机会的特权。
  • 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迟滞,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沿着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一路狂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第二,设租和寻租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愈演愈烈,这些,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 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
  • R·G·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道:“时间把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他又说,“我们可能走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在30年的门槛上重温当年出发的目的:这个国家要实现复兴,这个民族要摆脱贫困,这块土地要重回全球化的怀抱,这里的每一个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普世权利。

致谢

  •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而天才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
  • 凌志军著述的《交锋》、《沉浮》一直是我写作的重要参考书。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等您坐沙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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